卜松山教授和他的电吉他
卜松山教授是德国特里尔大学荣休教授、特里尔孔子学院外方院长。1945年出生于德国萨尔路易，他曾任德国图宾根大学中国文学与哲学教授，以及特里尔大学文学与媒体学院院长、汉学系主任。卜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哲学史与美学研究，将《陶渊明全集》、李泽厚《美的历程》译介为德文。代表作包括《中国的美学与文学理论》、《全球化语境里的中国思想》、《与中国作跨文化对话》以及《发现中国：传统与现代》等。2024年，他荣获第十七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，同获此殊荣的还有汉学家安乐哲和宇文所安等。
采访之行确定后，卜教授向我介绍特里尔：“特里尔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城市，实际上是德国最古老的城市，拥有众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遗产景点，更不用说，它还是中国近代‘最伟大的圣人’（马克思）的诞生地……”特里尔建于公元16年，如今仍保留着包括黑门、圆形剧场、帝国浴场和“大教堂巴西利卡”等诸多古罗马遗址。卜教授还特别向我推荐了当地正在举办的关于罗马皇帝马可·奥勒留的大型展览，并指出：“马可·奥勒留是斯多葛主义的代表人物，而这一学派与中国哲学有着许多相通之处。”在见到卜教授之前，我仿佛已经做好准备，去聆听他讲述古罗马人、中国哲人，乃至马克思之间的跨时空辩论。
沿蜿蜒山路离开特里尔，城市全景缓缓展开：尖塔、河流、屋顶尽收眼底。二十多分钟后，车驶入一座安静小镇。卜教授一家人在这里住了三十多年。他指着自家的房子——a “humble house”，让我想起中国文人常说的“寒舍”。实际上，这是一座宽敞的房子，内里不仅装满欧洲文化的典型物件（比如他的白色钢琴），还陈列着丰富的“中国文化”：书画、羽毛毽子、京剧脸谱、印章、迷你毛泽东屏风、算盘、玉石、木雕、陶俑、中式花瓶……还有卜教授夫人阮琳达（Linda Ryan Pohl）收藏的近五十只茶壶，多半是在中国淘回来的，连洗手间里都贴着“万事胜意”“新年吉祥”“知足常乐”“健康安宁”的春联。丰富的中国元素和他们对文化的热情，让我既惊讶又感动。
卜教授家里的“中国元素”
卜教授夫人阮琳达收藏的茶壶
五十一年前，卜教授和阮琳达在希腊的科孚岛上相遇。阮琳达同样热爱中国文化。于是，两人一起去中国台湾学习中文。因此，阮琳达也能讲不错的中文。卜教授带我参观了他的“松山书屋”，书房里有电子风琴、电子吉他等乐器，除了“汉学家”，卜教授也是有五十多年“乐龄”的音乐家。墙上一张照片吸引了我：那是年轻时的他，赤裸上身、长发披肩、留着胡子，赤脚坐在椅子上，神态桀骜不驯，照片上潦草写着一个巨大的“WANTED”。这一形象让人立刻联想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摇滚乐手——反叛、不羁、带着理想主义的锋芒，与他后来的学者形象形成了有趣的对比。他追求音乐的激情与反叛，也如同他追求学术的热烈与执着。卜教授还收藏各式各样的《心经》，有刻在铃铛上的，有写在竹简上的、挂在墙上的。
卜教授的书房“松山书屋”
卜教授年轻时的照片
卜教授收藏的各式《心经》
采访在卜教授家的大花园里进行，花团锦簇，果树点缀其间——苹果、桃子、杏子等，空气里弥漫着淡淡花香。靠近房子的地方摆着一张木桌，我们就坐在那里。阮琳达偶尔走过，她戴着草帽，围着围裙，提着篮子去摘杏子……微风吹过，花香与果香交织，仿佛时间在这一刻慢了下来。在这宁静而生机盎然的花园里，我仿佛感受到卜教授五十多年来埋头汉学研究的节奏——那份热爱，如同这片花园，需要很多辛勤的耕耘，才有今天的绽放和硕果。
卜松山教授和夫人阮琳达在自家花园里
“这是一段探索不同文化、不同世界的旅程”
澎湃新闻：您目前在忙什么？
卜松山：我目前担任特里尔孔子学院的院长。这份工作并没有薪水，但也有一些事务需要处理。因为这份工作，我时常到中国出差。此外，我仍在讲课，并且要讲不少课。因为眼睛出了问题，我现在写得很少了。两年前，我被诊断出患有“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”（AMD）的眼病，现在每个月都需要往眼睛里注射一次药物。看书变得越来越吃力，看户外景物倒没什么问题，看电脑屏幕也可以。如今，除了讲课，我主要在电脑上处理一些事务，电脑操作对我来说还算轻松，制作PPT也没问题。人嘛，终究要慢慢老去……但我踢足球时仍然能看到球和球门，打篮球时也能看到篮筐——我每周都会定期踢足球、打篮球。所以，只要还能做运动，我这个老家伙就很开心。
澎湃新闻：我知道，您在读大学期间放弃地球物理专业，转而学习中文，您和中国的缘分是如何开始的？
卜松山：我是1970年开始在汉堡大学学习中文的，这与毛泽东或“文化大革命”毫无关系。不像一些因受毛泽东思想影响而学中文的同学，我对中国的兴趣始于中学时期。当时我读了林语堂的《生活的艺术》（The importance of living），这本书对我影响极大，也激发了我对中国的兴趣。同时，我还有几位朋友对禅宗和佛教感兴趣，我也因此被吸引。虽然当时并不真正理解这些思想，但已感受到它们与我自小接受的天主教信仰之间的巨大差异——我出身于天主教家庭。中学毕业后，我先在德国北部的基尔大学学习地球物理，读了两年，我决定前往北非旅行，游历了摩洛哥、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，大概有半年时间。这是我第一次走出欧洲文化语境，也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“文化”以及“他者文化”的存在。与此同时，我也意识到地球物理并非我真正的追求——人造地震、石油勘探之类的内容让我觉得过于枯燥。旅途中，我在希腊偶然得到了一本《禅之道》（The Way of Zen），作者是美国反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艾伦·威尔逊·沃茨（Alan Wilson Watts）。这是一本禅宗的入门书，揭示了它深厚的中国背景。很多人以为“禅”是日语“Zen”，误认为禅宗起源于日本，其实它源自中国——是印度佛教与中国道教融合的产物。（他说着，拿起一本书指给我看。）书后还有术语表，列着大量毛笔书写的汉字，这让我十分着迷。旅行结束回国后，我买了本《自学中文》教材，试图自学，但很快发现这几乎不可能——我不会写汉字，也不懂发音。于是我放弃自学，转而申请汉堡大学中文系，开始系统学习中文。不过，我的家人很不高兴。我告诉他们，我不想继续学地球物理了，想学别的，并且就这么做了。我从未后悔过。这是一段探索不同文化、不同世界的旅程。每学会一个汉字，就像打开一扇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小窗——那是1970年，我25岁。另一件开心的事是，我的一位同学是音乐家，我们组了个乐队，我吹萨克斯风，所以在新学校过得很开心。
澎湃新闻：您第一次去中国大陆是什么时候？当时出于什么契机？在那段经历中，哪一件事让您至今难忘？
卜松山：1977年到1982年，我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，并于1982年顺利获得博士学位。我的导师是施文林（Wayne Schlepp）教授，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是郑板桥。1981年，我获得奖学金前往中国大陆，在中国待了两个月，为博士论文收集资料。这是我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，此前，我曾于1975至1976年在中国台湾地区留学。当时，在中国大陆的那两个月里，南京大学指派给我的导师、书法家丁灏陪着我，走访了扬州、曲阜、潍坊等地，参观了潍坊的郑板桥纪念馆等。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曲阜的一次晚宴。受曲阜师范学院的邀请，我们围坐在圆桌旁共进晚餐，席间我是唯一的外国人。有人不断用白酒敬酒，并说着“干杯”，我心想，我来自一个盛产葡萄酒的国家，酒量应该还行，结果很快就撑不住了，当场瘫倒、断片，被人抬了回去。
澎湃新闻：在您的汉学研究之路上，哪位导师或学者对您影响最深？他们的学术理念或人生经历，在哪些方面塑造了您的研究方向和思考方式？
卜松山：关愚谦老师对我影响深远。他的一生极为传奇。他写了一本回忆录，德语名Mein Leben unter zwei Himmeln（我在两重天空下的生活），中文版名《浪：一个为自由而浪迹天涯者的自述》。他生于1931年，父亲是高干，但在“反右”运动中仍被打成“右派”，发配到新疆劳改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时，他因妻子的缘故预感将再度成为被批斗的对象……他辗转来到德国，成为汉堡大学学生，之后在那里任教。关愚谦是一位极具魅力的老师，口才出众，性格鲜明且充满活力。他常说德国人的聚会很无聊——大家只是围坐喝酒聊天。而他组织的聚会别出心裁：我们一起做饭、玩游戏，甚至表演“你画我猜”等互动项目。他还经常带我们去汉堡港口参观。那时汉堡唯一能见到中国人的地方就是港口，船上偶尔有中国海员，我们便有机会和他们交流。这样的教学方式极具启发性。
对我影响最深的老师是我的导师刘茂才。而将关愚谦聘至德国汉堡大学任教的，正是刘茂才。（注：刘茂才1914年11月7日出生于辽宁金州县，1938年进入伪满洲国外交部工作，后被派往德国，任驻德公使馆随员。留学德国后成为汉学教授，专注古典语文学及中国当代问题研究，2007年3月23日逝世。）刘茂才不仅学识渊博，性格温和，更是一位真正的儒家学者。
卜松山教授的书房一角
书架上的部分书
“在某种程度上，我的郑板桥研究具有开创性”
澎湃新闻：您算得上是在欧洲最早系统研究郑板桥的学者之一。当初是什么原因让您决定以他为研究对象？
卜松山：我在台湾时，一位同学推荐了郑板桥的诗作。那时我对中国诗歌很感兴趣，这兴趣源于刘茂才——我非常喜欢他讲授的诗歌课，尤其是唐诗。于是我开始阅读郑板桥的诗，并尝试翻译，把译稿寄给刘茂才，请教是否能作为硕士论文选题。他答应了，但提醒我：“郑板桥不仅是诗人，还是画家和书法家。”这促使我进入研究，成为我与中国美学结缘的起点——不仅诗歌，还有绘画、书法乃至整个文人艺术传统。郑板桥是“扬州八怪”之一，性格特立独行，极具魅力。他的书法“六分半书”融合楷、草、隶、篆四体，自成一格；他的墨竹、兰花画作虽不怪异，却独特异常。通过他，我意识到中国艺术中的“怪”传统，如八大山人，甚至可追溯到宋代文人画及苏东坡等人的发展脉络。这一传统让我着迷，也成为我专注的研究主题。郑板桥虽是清代人物，但研究他就必须追溯更早的历史。他不仅绘画、书法独特，生活方式和行为举止也非常古怪。同时，他是官员，还是一位清官，为穷人做了许多好事，是极具研究价值的人物。当时几乎没有任何关于郑板桥的英文资料，关于他的研究几乎空白。在某种程度上，我的郑板桥研究具有开创性。我也喜欢德语诗歌，但不写诗，只爱读。我最喜欢的德语诗人是里尔克，赖内·马利亚·里尔克（Rainer Maria Rilke）。
澎湃新闻：您最初的研究领域是中国文学与美学，但后来逐渐延伸到中国哲学。是什么促使您从艺术与文学走向哲学研究的？这种学术转向对您理解中国文化有何意义？
卜松山：没有儒家、道家和佛教等哲学思想的背景，是无法深入理解中国文学的。比如，杜甫是典型的儒家诗人，李白更倾向道家思想，王维则更接近佛教的精神世界。真正理解他们的诗歌，就必须了解这些思想传统。中国的人文学科彼此交融，研究艺术、诗歌或文学，绕不开哲学；而研究哲学时，也会发现它渗透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，体现在行为方式和处世态度上。这正是我们所说的“文化”。中国文化是一个思想宝库，涵盖丰富的精神资源。我的老师刘茂才常说：中国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宝库，其规模之大，仅凭一生时间也难以完全探索。它不仅是哲学体系，更是一整套“中国思想”，包括伦理观、道德观与审美观。道教和佛教虽然是宗教体系，但佛教也具有深刻哲学性，这正是它们的魅力所在。
